揭露我家那小子的亲情陷阱是什么在阻止你真正长大-【新闻】

原标题:揭露《我家那小子》的亲情陷阱：是什么在阻止你真正长大？

作者/思涵

先讲两个关于泡面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北京的深夜。

28岁的武艺从精致的橱柜里拿出一桶酸菜牛肉味的方便面。周围的厨具其实很齐全，但独居的武艺几乎从不做饭，唯一常用的就是那个用来泡面的开水壶。

水开了。他坐到床上，支起小桌板，满足地开始享受一人份的晚餐。

武艺妈妈在演播室里观看这段视频。“那个面好像都没有熟。”她紧盯着屏幕，把这句话重复了两遍。当儿子开始喝汤的时候，她的语气更着急了：“那个汤里都是味精！”其他艺人的妈妈也说，那里面都是防腐剂，对身体特别不好，孩子不能吃这些。

镜头下的武艺当然听不到这些话，他还是把妈妈眼中那碗“危险”的汤全部喝光了。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首尔的雨天。

被困在便利店的刘宪华买了一盒炸酱面，却因为酱料放错了时间，泡成了一盒黑乎乎、让人毫无食欲的食物。

这好像没有影响他的心情，他还端着面去和邻桌的几个叔叔阿姨分享，寒暄间一位叔叔捏着一块桃子喂进他的嘴里。

刘宪华已经29岁了，但他咬着那块桃子道谢的样子像个小孩子，惹得那一桌陌生人都笑了起来。而在演播室里观看这段视频的MC们感叹说：“他就算到了无人岛也能交到朋友啊。”

以上两个场景分别来自湖南卫视的节目《我家那小子》和韩国MBC节目《我独自生活》。

同样是聚焦于独居艺人的观察类节目，《我独自生活》让观众发现“一个人生活原来可以这么有趣”，《我家那小子》却总是有意无意地在强调：“单身好惨啊”，观察员看到出演者生活中出现一个异性朋友就急着撮合，生生让一档生活观察节目有了相亲节目的即视感。

在娱乐资本论（ID：yulezibenlun）看来，两档节目对独居生活的情感态度差异，来源于观察视角的不同。《我家那小子》将出演嘉宾的母亲/姨妈作为观察员引入，向观众展示了极具社会代表性的亲子关系面貌。而无法做到真正的“我独自生活”，则是这段关系中双方的共谋。

独居到底快乐吗？

父母永远会选“否”

“清静，没有别人看着你的那种感觉。”被导演组问到独居感受时，陈学冬轻松地笑了。

另一个镜头里，朱雨辰妈妈提起独居的一双儿女，眼神中充满了不解：“他们特别开心！我特别奇怪！”在她看来，一个人生活能获得快乐是不可思议的事。所以，哪怕朱雨辰早已做得一手好菜，她仍然坚持“不管儿子走到哪里，南征北战，我都会给他一个温暖的厨房。”

其实，“独居是否快乐”原本是一个荒谬的问题。对于同一件事，个体感受存在极大的差异，很难有标准答案。但《我家那小子》告诉我们的一个事实是，无论你的独居生活过得快乐不快乐，父母都会觉得你不够快乐。

晚上九点钟，钱枫结束了外地的工作，回到家中。他坐在衣物堆积如山的卧室地板上，花了一会儿时间把衣服重新整理。就是这样一个稀松平常的生活细节，竟让钱枫妈妈有些动情：“看到他现在这个样子，心里也蛮酸的。” 而类似的情节放到《我独自生活》中，演播室里那些同样过着独居生活的艺人顶多会吐槽一句：“你居然这么邋遢。”

在生活观察类节目中，第二现场的观察员实际上是在代替观众行使一部分评论的权利，而被观察的艺人既无法向观众解释，也无法反驳观察员的解读。可以说，观察员的评价是一种更加权威的特殊弹幕，对观众的判断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

《我独自生活》的观察员同时也是被观察的独居艺人，能够以相对平和的心态去看待镜头里的独居生活；而在《我家那小子》中，母亲自然流露的心疼成为了明星生活视频的注解，呈现给观众的独居生活就难免有些凄凉。

就像吃泡面喝汤的武艺未必不如泡坏了炸酱面的刘宪华快乐，但妈妈却总会觉得这是不如意的生活。父母下意识地将眼前的情形与孩子还在自己身边时的生活去做比较，一个独立生存的人看起来自然要比受到父母万全照料的时候稍显狼狈。

但儿子总是要离开父母生活的，那么这种无人照料的狼狈要如何解决呢？母亲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结婚”这个选项。朱雨辰妈妈想要一个“能管管他早点回来、别乱喝酒”的儿媳妇，武艺妈妈也期待儿子能找到一个贤妻良母——其背后的隐藏逻辑是，通过婚姻找到一个能够接替父母来照顾儿子的人。

节目组似乎也认同这种逻辑，因此选择的几位艺人都是单身状态，观察室内的话题往往是“这个姑娘不错，能当儿媳”。这意味着他们把“独居”这个概念，偷换成了“未婚”。

相比之下，《我独自生活》对独居的想象显然更丰富一些：大雁爸爸（妻子在国外陪读、自己在国内赚钱）李成宰、因为妻子是运动选手不得不分居的韩相镇都曾出演过，现任固定嘉宾中也有几位已经有了稳定的交往对象。他们的感情状况各不相同，因为不同的原因而或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了独居。

《我独自生活》

对比来看，“独居”只是一种中性的状态描述，而强调“未婚”的前提则是认为结婚是一个迟早的归宿，因此“未婚”是不圆满的、是需要向婚姻继续迈进的初级阶段。

于是，在选择未婚艺人作为被观察对象、选择艺人母亲作为观察员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我家那小子》所展现的独居生活不会太快乐。

父母凭什么管我怎样生活？

边界感缺失和价值观鸿沟

“我是在用整个生命在爱我的儿子。”朱湘玲很自豪地剖白道。这些年来，朱雨辰走到哪里她就带着自己的锅跟到哪里，不光要做一日三餐，甚至连果汁都要备好几瓶，每天盯着朱雨辰喝完才罢休。

朱雨辰告诉过妈妈，“你别把我讲得跟妈妈宝似的。”妈妈用哄小朋友的语气说，“那妈妈宝的样子不可爱呀？”

这个71岁的老人似乎还没有习惯，她39岁的儿子已经不再适合用“可爱”、“宝宝”这些词汇来形容，也不再需要母亲贴身照顾了。在这段关系中，与其说是儿子依赖母亲，不如说是母亲迟迟没有走出与孩子共生依赖的关系。

朱湘玲可能压根没想过，自己需要和成年后的儿子划一道界限。所以当她看到儿子做的一桌好菜，并没有感到欣慰和赞叹，而是提着一口锅和80只大闸蟹奔向北京，希望儿子能忘了怎样做菜、让自己来照顾他；所以她会手抄朱雨辰的全部微博，两天没更新就追着去问。

提到这件事的时候，朱雨辰还心有余悸。“我那时候好那个……压力真的很大。”这样没有边界、肆意泛滥的爱，会让包裹其中的人感到窒息。

由于《我家那小子》采取了观察的形式来进行代际沟通，非但没有帮助树立父母和成年子女的适当界限，反而为父母的越界提供了便利。一方面，出演者是作为明星向公众展示部分私生活；另一方面，他们也以儿子的身份，向母亲暴露了原本不会告知的隐私。

徐海乔妈妈原本就很喜欢怂恿儿子和身边的异性朋友在一起。“你跟赵丽颖表白啊，你就说我妈想让你做儿媳妇。”

但那时，至少她并没有机会去窥探徐海乔和赵丽颖的相处细节。而《我家那小子》则让徐海乔和新朋友燃燃的相识、相处过程完全暴露在了母亲的眼中。无形间，她对儿子的感情拥有了更大的发言权，多次表示“我觉得行”、“就这样多好”，更深地参与到了儿子的择偶中。

父母为什么喜欢越过边界来“为你好”？这往往是因为你心中的“好”和他们想的不一样。

观察室主持人大张伟被“妈妈天团”集中火力催生时，曾激烈地反驳道：“因为你是你，因为你不是我。这个世界告诉我很多事情是对的，但我自个儿一经历都是错的。”

然而这样的呼声很快消散在母亲们的统一战线下，最终被另一位主持人李维嘉一锤定音：“我42岁了，发现父母说的都是对的。”大张伟拥有和妈妈们直接对话的机会，尚且不能招架，被观察的出演嘉宾们就更难向母亲表达自己对婚姻、爱情的不同看法了。

对于两代人的认知差异，《我家那小子》表面上在为促进代际沟通做出努力，实际上仍然是父母的话语权占了上风。母亲们虽然通过镜头了解到了儿子的生活，却没有做好接纳的心理准备。她们所做出的评价缺乏儿子的反馈，很难称之为是平等、有效的沟通。

越界的只有父母？

是你和父母在彼此纠缠

前两期节目中，强势介入儿子生活的朱雨辰妈妈引发全网热议。后来，陈学冬流泪谈母亲不再婚原因、武艺向朋友坦陈父母分居多年对自己的伤害……类似的内容相继登上微博热搜。有不少网友表示，《我家那小子》好像陷入了卖惨的套路中。

与其说是卖惨的套路，不如说这是控诉原生家庭的套路。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人与家庭的联结相对更强。因此，原生家庭理论也在中国格外流行，将自身弱点的产生统统归结为家庭教育成为了近年来社交网络上的“政治正确”。

《我家那小子》或许是从朱雨辰妈妈的话题性上尝到了甜头，于是顺水推舟地迎合了这种公众心理。

伴着屏幕上无数个陈学冬们的泪水，网友们曾开启过一轮又一轮的民意法庭，将父母婚姻的破裂、教育的缺失打为如今子女不幸的罪魁祸首。然而停留在这一层粗暴的审判，就够了吗？

在一篇知乎回答里，清华大学心理发展指导中心讲师李松蔚写道：“人们面临痛苦时，都会产生寻找一头替罪羊的自然冲动。不是夺权的檄文，而是撤退前的虚晃一枪。”一味的归罪无益于痊愈，而像是小孩子式的撒泼打滚。

在节目中，陈学冬躲在茶几底下默默流泪，说自己和被爸爸伤害到的妈妈一样，因为害怕失望而不敢尝试新的爱情。其实在坦陈自己脆弱的来处时，他已经意识到了病灶，也有机会走出伤痛，克服弱点。

谁都无法推测诉苦之后的陈学冬是否有勇气和意愿走出父母的阴影，但至少评论区里的我们不该一边高举独立自由生活的大旗，一边沉溺于对原生家庭的责备，让记忆中的父母成为自己生活的隐形人，陷入与原生家庭更深的羁绊。

《我独自生活》出演嘉宾朴娜莱的父亲在她读高中时去世。在她因为贫穷而甚至考虑辍学的时候，是朋友们请娜莱吃饭，甚至连周末都带她回家吃。

对于那段家庭风雨飘摇的日子，娜莱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然后用玩笑的口吻回忆起他人的善意：“我本来是保送生，不用高考。但是惠莲的妈妈给我做了便当，因为想吃便当，我去参加了高考。”

周末，朴娜莱买了一个新冰箱，里面满满当当地摆着不同种类的酒。闻讯而来的朋友们一个接一个地进门，娜莱端上一盘五花肉，倒好了酒。

在无数个举杯的时刻，她都可以像武艺一样，借着酒精的力量顺理成章地开口倾诉自己不幸的家庭，甚至可以和这些帮助过她的朋友们抱头痛哭。

可她没有。狭窄的客厅里，她穿着睡衣站在DJ打碟机前，和朋友们一起在动感的音乐里摇摆。

当她不再舔舐家庭带给她的伤痕时，父母才真正从她的生活中退场。那一刻，她有资格说，我是在独自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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